对于洪秀全来说，从1827年到1843年的连续四次的科举落第，才是他造反的真正原因。连续落第，对于一个生活在底层社会、急切盼望功名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社会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人们通过常规的途径而无法达到个人目的、满足个人愿望时，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付这一人生遭遇。大多数人总是以转换目标或降低要求来排解郁闷、消解*。而另一类人，则有可能选取极端的非常规的手段来满足个人的愿望。愿望愈持久强烈、心理落差愈大，其走极端的可能性就越大。悲观绝望的洪秀全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铤而走险，走上造反之路的。有一种说法，认为“他醒悟到清朝科举制度的腐败，激起了对现实的不满，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同当时社会制度的腐败、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促使他决心同科举功名决裂，而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注：陈振江：《新编中国通史》第3册，第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实际上，洪秀全因屡试不第而对科举制度怀有仇恨以及由此产生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把他个人的这种仇恨心理与消除社会制度的腐败、解除人民群众的苦难联系起来，并说成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似有拔高、牵强之处。与其说洪秀全造反是为了救民众于水火，倒不如说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来得更真切、实在。早在1848年，洪秀全就在其《太平天日》中自称“真命天子”，反来又写下“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的诗句（注：《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六，第869页。），表明洪秀全在酝酿造反之初即有着浓重的个人色彩，他的个人理想就是要做像刘邦、朱元璋那样的人间君主。因而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便急切地在东乡登上“天王”宝座。建都天京后，更是大肆挥霍民力与资财，建造极其豪奢宏大的天王府。洪秀全深居宫闱，穷奢极欲，不问政事。他利用了民众对腐朽统治的不满情绪和对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作为满足其自身愿望的工具，其私欲还随着造反进程的发展而急剧膨胀。起初，他不过是一个想改变人生境遇的农村小知识者，到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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