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他则完全蜕化为追求极端专制统治和腐朽没落生活的皇权主义者。学界有一个流行的观点：认为农民战争领袖不可避免地带有“帝王思想”，洪秀全也难以例外。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这种“帝王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造反领袖的实践，影响着农民战争的命运，那么，这种“帝王思想”还能被美化为救国救民吗！与其说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在指导着太平天国运动，毋宁说他的“帝王思想”决定着农民斗争的命运。刘邦、朱元璋造反成功，自然成了封建帝王，洪秀全的帝王之梦没有能长久下去，我们便目之为农民革命领袖。如此定论是值得推敲的。李秀成在总结天朝亡国之误时曾言“误主不问政事”（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试想，一个仅仅在东南一隅建立起“小天堂”便开始“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的人，难道可以被尊为“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吗？洪秀全是一个造反英雄，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但决不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盘算着如何“救国救民的农民革命领袖”。
不光洪秀全走上造反之路有着浓重的个人因素，太平天国其他一些领导者也有类似情况。冯云山，这位拜上帝会时期极重要的组织者，走上造反之路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科场的多次*。韦昌辉倾其殷实富有之家财加入太平军，则是因为韦家在金田村“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大族欺凌，遂横下一条心，期待他日功成之时，既能一雪家仇，又可安享富贵。再看石达开，造反的直接原因是其祖籍广东和平，迁居广西贵县后，在土客械斗中失败而无家可归。至于参加金田起义的普通民众，他们大多怀着敬畏和向往的双重心态：有的是因为随大流，“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有的是因为深受剥削和压迫，衣食无着，“实因食而随”。（注：《忠王李秀成自述》，《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第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笔者以为，无视洪秀全等人的个人动机和目的，一味地听凭他们那些愚昧民众的宗教妄言，不加分析地以惯于盲从的农民因追求所谓天堂生活而广泛参与其中作为依据，而肯定洪秀全是一个代表民众利益的救国救民者，有违历史事实。
第二，太平天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政策的本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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