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页页。)，“故近今百年西人之富，不专在机器之创兴，而其要领在保护商会善法美政昭然可举”。当他接触到这些新思想，不以为怪，反而抄录而“存之”。所以，1880年3月，他在伦敦致书友朋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愤懑随之。然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属而和者几人？只能向深山穷谷中一唱三叹焉耳”(曾纪泽：《伦敦致丁雨生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三，第14—15页。)。在这里，明显流露出他对旧制度的不满。艳羡西法之心。跃然纸上。从他后来的外交实践表明他关心国家、民族利益，是以充满着爱国热情的改良派姿态，投入外交斗争的。第三，开始接触、研究国际风云，知道英、德、法国相互间矛盾斗争的过去与现在，他说：自从普法战争后，“法人以破国之仇，上下一心，卧薪尝胆，以思雪耻”，无形中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此同时，他学习了国际公法等，拓宽了他的视野，有助于他的外交事业。
曾纪泽的思想如此，而李鸿章的思想则与曾纪泽的思想南辕北辙。李鸿章承袭了曾国藩“内安外攘”思想的衣钵，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10—24页。)。在军事上，他是唯武器论者，在《筹议海防折》中说：西方列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之，在外交上，他始终主张妥协求和，但是，如果与外国开仗，“暂胜必终败”，与其开仗于先，失败于后，何如妥协求和。他曾直言不讳地说：“当今中外交涉频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这是“自有洋务以来，迭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根本原因。李鸿章的外交方针是不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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