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中、俄和战问题上，他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基本上站在爱国派一边。1880年3月下旬，李鸿章上奏议购铁甲舰二只(李鸿章：《议购铁甲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六，第1—5页。)，曾纪泽不以为然，他说：“铁甲舰为海防利器，不能不购，然此时俄事和战未定，若有战事。即在目前，目前所急，又不在铁船，而在良枪、巨炮、防守浅水之器。”(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日记》卷二，第36页。)

　　第三，在对待要不要收复伊犁的问题上，曾纪泽与李鸿章的卖国观点丝毫没有相同之点。早在1874年至1875年。在“塞防”与“海防”之争时。李鸿章即恬不知耻地奏称：乾隆年间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现在应该抛弃新疆。李鸿章认为新疆都可以抛弃、遑论伊犁？曾纪泽的观点与李鸿章适得其反，他奏陈说：“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腹地亦得以息肩，是伊犁一隅，夫固中国之奥区，非仅西域之门户也。……今欲举伊犁而弃之，如新疆何？更如大局何”(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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