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根据上述议论，曾纪泽托出了赴俄重开谈判的外交方针时说：赴俄谈判辩论，“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大端中以分界最重，通商次之，偿款又在其次。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分界一经确定，必须长守不渝，“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曾纪泽：《敬陈管见疏》，《曾惠敏公遗集·奏疏》卷二，第3—12页。)。这个奏折批判了总理衙门提出的崇约与收回伊犁“两作罢论”的卖国论点。对李鸿章显然也是一记响亮耳光。
1880年8月1日，曾纪泽到达俄城比德堡，无论俄国外交当局怎样威胁利诱，曾纪泽“持之定力”，百端争辩。沙俄目睹中国西征军陈兵边境，跃马横枪，同时，曾纪泽据理力争，使俄方外交官理屈辞穷。1881年2月，俄方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以代替崇约。虽然在通商口岸与赔款方面略作让步，但是，争回了伊犁全境与特克斯河流域。事后，曾纪泽声誉鹊起，李鸿章则黯然失色。曾纪泽难免不见忌于其大师兄李鸿章。
三、中法战争时期曾纪泽与李鸿章爱国与卖国的矛盾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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