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页。)。他致书国内戚友说：助越抗法，不早作准备，“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迟晚，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目前已成相持之势，能否免成战祸，竟未可知”(曾纪泽：《巴黎复郭丰饴·饴孙两甥》《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1页。)。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机，我诚危矣，彼亦未尝不危，“若我能坚持不让之心，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试想法国“以战舰十余艘，土、客兵万余人”，孤悬东方，“我若为彼所慑，逮如其愿，岂非亘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曾纪泽：《伦敦复陈俊臣中丞》，《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12页。)曾纪泽对投降派的憎恨，强烈的爱国情操，洋溢于字里行间。
曾纪泽深知李鸿章隐持外交大权，足以左右中法交涉，为了争取李鸿章转变其立场，1883年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一也。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法人一旦侵占越南，“祸及滇、桂。二也。……英国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如果对法妥协，岂不召“强梁者之觊觎乎？四也。我之惧法不在陆而在水……然英、德、俄、美已订立私约，倘华、法开仗……不许法人封禁通商海口，亦不许轻扰各埠，则法人逞志甚难，知难而易退，我示以不让，正所以速其退也。五也。法人之本国，朋党相竟，……断难成大功于数万里外。六也。法人于西洋无一友帮，内顾多忧，则远谋易馁。七也。某思于此数端者，是以始终坚持备战之议”(胡传钊：《盾墨留芬》，丛刊：《中法战争》第四册，第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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