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5页，第16—17页。)。曾纪泽在法谈判时，法方蛮不讲理，不可理喻，1881年12月中旬，向总理衙门建议“筹越事七条”，其基本精神是助越抗法，对法采取强硬态度。李鸿章大为恼火，逐条加以驳斥。范文澜先生写到这段历史，感慨地说：“李鸿章完全抹煞事理，任意乱驳，是什么用心呢”？第一，曾纪泽“修改俄约成功，声望大增”，李鸿章害怕曾纪泽“夺取他的外交上的地位”。第二，表明李鸿章压制曾纪泽，决心对法求降。(范著：《中国近代史》第227—228页。1955年9月北京版。)这一评论，可谓入木三分。
法国政府深感曾纪泽在谈判时，据理力争，难于对付。采取了冷待曾纪泽的策略，有关中法交涉，直接找曲意妥协求降的李鸿章谈判。曾纪泽在法国外交处境的日益艰难，1883年7月上旬，他致两江总督左宗棠说：中法交涉，“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纪泽不见礼于法庭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府”(曾纪泽：《伦敦复左中堂》，《曾惠敏公遗集·文集》卷五，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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