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同类型乃至*上持敌对态度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思想文化方面却颇有相通之处。

　　首先，他们都不满于现状，有改造社会的愿望，试图追逐时代的潮流，从不同角度提出并实行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启幕。洪秀全借来了西方的上帝，把它改造成用以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并设计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学习西方。曾国藩等人另组地主武装，并主张用洋务变法来改造社会，“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是从军事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洪仁玕、容闳提出了具有鲜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其范围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近似直接仿效西方。尽管他们出发点不同，学习的角度、层面有异，但都应属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06页。)。无论他们是否找到了真理，都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为走向近代化作了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同程度地充当了中国近代化的鼓吹者和助产士。

　　其次，无论太平天国的缔造者还是反对者，无论他们标榜反孔还是尊孔，都没有摆脱传统思想文化的窠臼。曾国藩辈从正面宣扬尊孔卫道无须述说。洪秀全等人反孔是从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树立拜上帝教的绝对权威。他借皇上帝的名义，宣布“孔子教人之书多错”，但错在何处却说不清；他郑重成立删书衙，删改经书，却丝毫没有触及儒家思想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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