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否定三纲五常。洪秀全在《福音敬录》中宣称:“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太平天国》(二)第515页。)。他设计的“太平天国”国号,也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的复合体。“太平”是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中所憧憬的“太平世”;“天国”则出自新约圣经。他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大量引用了《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绘。定都天京后,天国还晓谕官兵“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91页。),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就连接受了资本主义新思想的洪仁玕也在《英杰归真》中说:“如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悌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太平天国》(二)第585页。)。可见,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反孔只是为独尊皇上帝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宗教异端形式,并没有真正反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内容。相反,他们是将封建伦理纲常披上宗教洋装来作为建立新王朝的思想武器。
再次,太平天国敌我双方的代表人物作为炎黄子孙,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感情。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天国末期,当英国侵略者赴天京提议联合推翻清朝,事成后平分中国时,洪秀全也断然拒绝。“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本。),充分体现了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曾国藩虽与太平军誓不两立,但对清廷的“借师助剿”却是有保留的。他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因为“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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