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右。这对以零星出售劳动产品换取铜钱后再折成白银缴纳赋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剥夺。对此，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折》中曾指出：“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卖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从此可见，由罪恶的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现象，造成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动荡，直接加剧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包括白莲教（长江以北地区）天地会（长江以南地区）和各地少数民族起义在内的全国大起义的总爆发。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所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页。）
（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的激增，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穷困破产。鸦片战争后十年，中国社会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外国工业品尤其是洋布、洋棉的大量倾销，在五口通商地区已开始破坏了自然经济的基础。曾经是中国棉织业中心的松江、大仓，由于上海开埠而逐渐走向衰落。洋货的大量倾销，严重破坏了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业；在质优价廉的机器产品面前，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处于极端贫困和苦难的深渊。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造成了近代中国人民的贫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诱发了鸦片战争以后全国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是挽救国家危亡、争取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对于太平天国的农民群众来说，鸦片战争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和中国人民反对地主阶级必须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道理，主要不是来自于理性的思辨，而是从赔款、鸦片、洋货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中亲身感受到的。因此，他们的斗争，除表现了与统治阶级的誓不两立外，还必然表现出不屈不挠地反侵略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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