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政策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出于信奉和宣扬“上帝教”的狭隘心理，所到之处，辱孔孟、毁庙宇、烧古籍、砸文物，对他们视之为异端邪说的东西，采取了极为粗暴的“消灭”方式。历史一再证明，对思想、文化、宗教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用简单粗暴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方法是消灭不掉的，有时甚至适得其反，增强了反作用，收到了反效果。太平天国文化政策所遭致的结果就是这样。由于采取了此类粗暴的文化政策，违反国民心理，尤其在太平天国与知识分子之间，开掘了一条深深的鸿沟，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墙。使在孔孟儒家学说薰陶下成长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把太平军视为“假夷鬼”。这就是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全过程中未能网罗到几个具有远见卓识、胸怀韬略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原因。所以，李秀成说，清军中“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忠主答辞手卷》，见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4页。)。这就使太平天国领袖们缺乏*知识和军事韬略的状况，始终未能得以改变和弥补。

　　在社会政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过激政策和措施。在金田起义之初，由于不少人家合家参军，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在起义队伍中实行“男有男行，女有女行”的政策，和“圣库制度”，原是必要的。可是，到了金陵之后，将这一套制度机械地推向社会，这既无此必要，也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群众的意愿，徒然增加了太平天国的负担，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直至1854年人们仍怨声载道，以为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东王杨秀清劝告天京人民诰谕》，《太平天国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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