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方面，注的就是这十二项。这些地方，如不加注，就使人难懂，有时还使人发生误解。如“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这句话，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就把“寿春”误为满族人名，写做“守古稣冲者为满将寿春”（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八月初版第二六七页）。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绿营早已成为历史名辞，简又文不知寿春镇是不足为奇的。由此可知，古人注古籍为什么十分重视训诂的缘故。

　　训诂是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而事实的考证，则是订正原文的错误和补充原文的缺略的。我在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是下面十项：

　　一、事实错误　《李秀成自述》所记事实有许多无意致误的地方：有的因本人未参加而致误的，如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会众是在道光三十年秋间各自团营的，而李秀成却误记为“不约同日起义”；有的是由于把情况看错了而造成大错大误的，如进攻宁波之役，外国侵略者要调集军队抗拒，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领事派代表前来接洽要求延期一星期入城，太平军答应了他们。届期入城，英国战舰于数小时后才赶到宁波，为时已迟，要不太平军差一点中了外国侵略者的缓兵计，而李秀成却说，“收克宁波之来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有的是因不明敌情致误的，如大刘村之役和乌衣之役，胜保都没有参加，而李秀成都误记胜保是这两役清朝两路的统帅之一。此外还有因记忆有误的，都一一加注考明。

　　二、时间错误　《李秀成自述》中时间错误很多，如庐州失陷，在乙荣五年十月初四日，时在天京事变前九个月，而李秀成却误记作丁巳七年四月翼王石达开被迫出走远去，军民的心散乱，以致庐州被攻破。如他和陈玉成于丁巳七年正月十九日大破围困桐城的清军，这时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据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救桐城之役，正是石达开主谋，他却记为石达开被迫出走后的事，说“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如枞阳会议在戊午八年六月，他却误作己未九年六月。江南大营复困天京，是在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他也误记作“此是八年之间矣”。甚至自叙历任官阶，时间也是错乱。这些地方，都一一稽考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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