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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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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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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重要论著，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均成为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日本和港台地区，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2年，简又文的两部巨著《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相继在香港问世，尤为引人注目。太平天国史研究此时已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热门学问。
就中国大陆而言，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引导，文献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当然，正值幼年的新中国历史科学此时仍处在摸索阶段，出现上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一些学者当时已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省察。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这次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发生过个别历史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牵强比附使之从属于自己的成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同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无疑应当及时纠正。”（注：靳一舟：《太平天国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61年2期。）
围绕常熟《报恩牌坊碑》所展开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碑建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其序文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来比拟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情景。1957年，祁龙威根据《自怡日记》等新史料，撰文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骆国忠等叛将所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们为李秀成立碑只是为了掩饰其阴谋，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一幅虚构的假象。作者批评了这样一种偏向，即“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注：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光明日报》1957年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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