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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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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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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 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注：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北京日报》1961年9月7日。）。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运动。这场学术界的*风波遂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做“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问题。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苑书义、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实际上是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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