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的“本末”是与《政变后记》相配合的“翔实记载”。两者结合在一起，根据“成书告白”的说明，就已经“将中国之将来言之了如指掌”。《政变后记》以议论的方式说明，中国未来是在英日帮助下实现光绪领导的维新。而《改革实情》就以叙述方式说明，康有为是新政的实际倡导者和思想领袖；光绪信任并部分实践的是康有为的改革方略和措施。

将全书的“记载”和“议论”综合起来，就可得出作者期望的结论：只有康有为才是中国惟一的改革力量，只有康有为的方略才是惟一的救国方案。

总之，梁启超对“新政本末”的介绍以及《戊戌政变记》全书的刊行都是康梁师徒针对当时环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面临日本政府的驱逐行动而开展的游说话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结论：《戊戌政变记》的性质及其对戊戌变法史研究的影响

本文探究了《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从中可以得出结论：该书与康梁等人1898年末至1899年初的现实*活动密切相关，并且是这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书两个主要部分（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编撰和发表都与特定的时事在在相关。作者根据*利害关系，为了游说日本政府出面支援，也为了推脱新政失败的责任，反击国内外的批评，匆匆编写了政变原因，并且在《东亚时论》、《清议报》等刊物上适时发表。而为了争取日本政府继续支持康有为而非慈禧、张之洞和孙中山等人的改革路线，梁启超撰写了维新变法的简史，肯定了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在戊戌新政中的重要影响，强调康有为一派是中国未来的惟一进步力量，并且将《戊戌政变记》全书在康有为离开日本不久出版。梁启超在撰写过程中受到现实环境的直接影响，不仅考虑史事的真相，还要顾及自身的*利害，在有关戊戌政变和戊戌维新史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了特意的安排。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戊戌政变记》一书是康梁的*宣传品，而非简单的纪实性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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