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兵要求，另请日本方面派出陆军将校，帮助训练勤王军(梁启超：《致柏原文太郎函》（1900年5月25日），见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东京，昭和十六年）下卷，第657页。)。此外，前述康有为与丘逢甲议定派人去台湾招集义军散众，也有一并向日本驻台总督求告武器的打算(1900年5月23日驻新加坡日本领事中山嘉吉郎致外务省报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革命党》。)。求助对象自然不仅仅限于日本，这期间美国以完成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镇压而遣散部分官兵，就曾引起康梁的很大兴趣。他们决定雇用尚未返美的数百弁卒，用以“助东省之势”，并为此托人致函留驻菲岛的美国某将领，请其代为招募(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
康梁在财力上也打起帝国主义国家的主意。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期间，结识美国商人赫钦，因此人自称与本国现任国务卿有旧，便以二万重金作酬劳，请其归国活动，希望能得借款一千万。梁启超并由此大生奢望，认为此举若能如愿，不单勤王经费可以解决，而且，美国既对勤王运动投下如此巨资，为获大利，一定会全力相助，期于必成。带着这样的想象，他几次指示国内不要急于起事，待得此“一千万之公司”再行发动，却不料为人骗，白白损失了一笔捐款(参见《长编》上册第104、115、140、141页。)。
这方面活动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武装勤王将会破坏中国现存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康梁的这一事业给予同情和帮助。不宁唯是，于两广地区有着切身利益的英国，还明确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900年春，康有为派容闳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定约取粤”，卜力非但不允，“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抵港兵”(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0页。)。此后，针对康梁以及当时也拟起事的革命派在广州一带加紧活动，英国政府又指示卜力：要压制象康有为和孙中山那样的中国鼓动者(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4—185页。)。为诸如此类的事实所教训，康梁终于有所醒悟，认识到此种事“虽谋之，然不可持之，盖天下未有不经流血汗而能得之权利也”(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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