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筹措勤王经费。

　　自作出勤王决策，康梁即以经费问题事关成败，着意进行筹款活动。他们仆仆风尘，多方游说，为此耗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求以助款的主要目标是华侨，前述保皇会的建立就缘于康梁这一动机。当立会一事尚在酝酿时，梁启超谈论此举的意图说：“广东人在海外者五百万人，人人有忠愤之心，视我等如神明，如父母，若能联络之，则虽一小国不是过矣”，并谓：“凡入会者每人课二元，若入会者有一半，则可得五百万元。以此办事，何事不成”(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因此，保皇会成立后，他们不但以“勤王大义”号召会众解囊相助，而且在会章中专列捐资赏格，用日后凭此论功刺激人们踊跃输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见同上书，第260页。)。

　　通过对广大华侨的鼓动诱导，康梁募集了相当一笔款项，以现有资料统计，数额约在四十万左右，这包括：新加坡保皇会长邱菽园独捐二十五万(关于邱菽园的捐款数字，一般著作或曰十五万、或曰二十万。据康有为当时的函札，邱氏于1900年5月以前已捐十万，6月初又捐十五万，稍后表示再捐十万（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8、99、111页），合计共二十五万．另，颜清湟所著《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牛津大学，1976年）一书，引据有关原始资料，亦谓邱氏捐输二十五万。)；梁启超于檀香山募得八九万(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澳洲各处共捐三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页。)；旧金山、加拿大、巴拿马等地分别输款二万、一万和四千(参见《长编》上册第112页；《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1、151页。)。另据有关材料，港澳及日本等处亦有捐输(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4页。)，但具体数目无从查考，估计不会太大，否则康梁为鼓士气而亟言款事的函札应该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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