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捐款远不敷用，康梁也还想过另外的办法。1900年春夏，梁启超曾拟以集股方式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并在广州设立支店，试图借此以为“两便之道”，既可拓展财源，又能贩运起事“急需之物”(参见《长编》上册第122、125页。)。有材料说，此事的确办成(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5页。)。不过，以事距运动失败太近推度，其为军需转输孔道或许起了作用，生财助饷恐怕一时无及。

　　以往，人们提到勤王经费，于康梁每多浮议，特别是山于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以饷项不继而失败，更责之以子虚乌有之咎。殊不知康梁劝募应急已难措手，而作为整个运动的领导人，所筹资金又不能专注方。上述捐款三十万，充作自立军用费者十万有零(据唐才中供词，见《自立会史料集》第150页。)，其余部分只有十七万是用于两广勤王的开支(依据上引有关捐款数字材料，当时汇出数目共计二十七万，扣除自立军所用十万有零，余额约为十七万。)款数上的这种分配不均，固然显示了康梁的重此轻彼，但也绝不象某些论者所说，是因为康有为发现自立军的宗旨有异于己，中途断绝了款项供应。依据近年来披露的一手资料，康梁对自立军不但始终给予接济，且无一语表示不满。倒是两广方面，以帐目不清、浪支滥用的缘故，屡遭康梁的严厉谴责(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153、154页。)。而运动期间两广勤王军迟迟未能举事，确乎为此所牵累。

　　其二、争取帝国主义支持。

　　还在勤王运动正式发动以前康梁走日本、去美国，就曾寻求过帝国主义的支持。那时候，他们主要是效法申包胥的“秦庭七日哭”，企图说动各国当道，用外交手段迫使慈禧归政于光绪，尚未涉及兴师发难的问题。到了运动的实际进行阶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