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人为广西灌阳人士唐景崧。此人在维新运动时期与康有为游踪较密，曾共创广西“圣学会”。1894年署台湾巡抚，第二年日军侵台，遁归内地，闲居桂林。康梁谋组勤王军，他利用自己旧有的关系和影响，积极为之延揽力量。据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致外务省的密报，附从唐氏的徒众数逾十万(《宗方小太郎文书》（东京原书房，昭和五十年三月）第100页。)。康有为在发给徐勤等人的信中也提到：“西省某老（按：即唐景崧）派人来，具知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于此可见唐氏作用之大。惟其如比，康有为对其人特别倚重，拟事起之后，由唐景崧担当“大帅指挥之任”，率军北指，“破长沙、武昌、捣中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7页。)。

　　个别外国人也身与其事。后来担任孙中山军事顾问的李荷马即系其中之一。李荷马，美国加里福尼亚人，军事战略家。因同情中国进步事业，1899年加入保皇会。转年夏，经旧金山保皇会推荐，被康有为派往广东，负责训练和指挥勤王军，掌握一支为数将及三万的队伍 (查平：《李荷马与中国革命》（英文未刊打字稿，1950年）第19、25页。)。据香港总督卜力得到的情报，李荷马到达广东后，曾拟“在美国军官的指挥下，用一支由二万五千名‘苦力’组成的军队从澳门攻打广州”(邱权政、符致兴译，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82页。)。另有日人某，姓井上，名字与背景不详，被康有为委以统帅整个广东勤王军的重任(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414页。)。

　　康梁通过种种途径组织起来的勤王队伍，就上面零星涉及的数字看，实力是颇为可观的。只是由于不及发动而运动已经失败，未能造成长江流域自立军那样引入瞩目的声势。

　　在筹建勤王军的过程中，康梁曾就战略问题展开讨论，虽属纸上谈兵，于运动进展却有一定影响。

　　最早做出战略考虑的是康有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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