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康梁在讨论战略问题时，无论所执主张为何，莫不虑及帝国主义对武装起事的态度和反应。因此，这一时期他们最费苦心的，首先就是从*上争取帝国主义赞同用兵之举。为此而设想的运作方案不止一种，比较重要的是梁启超提出的两条：一、在香港刊行西文报纸，“发表圣德及帝党政策，以运动白人之热心者”(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二、一经发难，即“以西文布告各国”，使列强相信此乃“文明举动”。布告内容除声明起兵宗旨和发布新宪法，并随同颁示新政府外交与内政方针，如保护西人生命财产，赔偿外国商务损失，认还北京政府原借外债；全国对外开放，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以及国人信教自由等等(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这两个方案，第一条没有尽按原意实行，保皇会所属的新加坡《海峡华人杂志》实际承担了计划中的宣传工作。第二条本系军兴时的事项，虽然康梁预先拟就了大致如是的《勤王布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6页。)，但由于两广方面以失机未动而败，故不曾见诸公开。不过，通过其它方式，他们还是向帝国主义国家表达了类似的意旨。象康有为，当时曾频繁致函日、英等国的有关人士，反复申明举事目的系为“勤王和在中国实现改革”(罗荣邦：《康有为传记和专题论丛》（亚利桑那大学，1967年），第186页。)，并表示“若仆新党立政，必能和亲各国，保护教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26、430、431、400页。)。

　　与*上努力的同时，康梁还积极争取军事上的援助。在这类活动中，他们把日本选作求其所欲的主要国家。1900年春，梁启超指示麦孟华和叶觉迈，要他们面请柏原文太郎及犬养毅等日本政界人士，希望在日本雇兵五百，并为之配备**，由香港攻取广州(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上册，第125、125、113—114、114、87—88、130、134、104、116、117、116、104、100、123、128、116、100、114、140页。)。稍后，梁启超又亲自函商柏原文太郎，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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