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0年春，他以福建兵寡将弱、“官场中人材绝少”，提出了一个先图福建的计划，即：大军由广东出发，或傍行沿海，或取道陆路，直取福州。得手后，杀闽浙总督许应骙及署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善联等官僚，同时武力劫持被黜赋闲的前内阁学士陈宝琛，使出头号令全省勤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康有为选择福建的意图，一是以南、北洋水师员弁多闽人，拟据其眷属戚友作人质，令召各船舰为勤王效力，藉以控制近海沿江一带；二是福州为船政局所在地，欲得之以造枪铸炮，充实军备(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3页。)。不过，这只是康有为的初期想法，虽然此后他对福建的勤王活动依旧有所布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9页。)，但那里毕竟不是他所厚寄希望的地区，因而终不曾真正投以力量，稍后的内部讨论，亦未将此作为议题。
康梁对战略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以何处先发为宜，以及发难后采取哪种用兵方针。有很长一段时间，康有为坚持首先在广西发动，理由是广西清军兵力单薄，攻而“必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1页。)，而广东有李鸿章坐镇，外国利益也大，“不但兵力甚厚，且有交涉，除逼胁外，无用兵理”(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280页。)。至于起兵后的方略，他主张立即挥师北上，“以全力取桂、袭湘、攻鄂，而直捣京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具体设想，是军兴之始，由陈翼亭率所部数千精兵，自镇南关间道密袭桂林。一经夺取，各路人马即大张勤王旗号，收复全省。广西既得，区新、李立亭并陈翼亭等部分路悉数入湘，交通黄忠浩等清军将领，里应外合，奇袭长沙。进而会合唐才常所抚之众，一举攻破武昌，藉成长江流域极盛之势。稍事休整后，再与山东大刀王五及归附自立军的镇江徐老虎所部合军，长驱直下北京(参见《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113、116—119页。)。
对于康有为的主张，除唐才常表示赞成，其它勤王骨干大都不以为然(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280页。)。梁启超尤持异说，力主首取广东，并建议拥据广州以为“开府”之区。其理由，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两点：一、用兵宜先有根据地可恃，若悬军深入，有张之洞辖下劲敌当前，破之殊非易易，一旦受挫，“其险不可思议”。而勤王军将卒多粤籍，能夺广东作根本，则“士气愈壮，进取愈勇”。二、起事后倘以匆促进兵受阻，势必迁延时日，外国担心大局靡烂，将会纷起干涉。因此，他认为：“最要之著，莫如先开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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