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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维新变法思潮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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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7: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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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残酷的现实， 使湘人由原先的自傲心态折而为一种沉重的负罪心理（注：如湘人杨子玉曾在《湘报》上撰文指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湘报》第94号，第854页）， 于是不得不在痛苦的煎熬下正视这严酷的现实。自是，“湘人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7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另一方面，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和湘人原有的热忱救世观念以及强悍执着的性格特征相结合，又使得湘人的求变自强意识变得愈益强烈。正如当时的一则告示指出的：“昔道咸之乱，惟我湘士翼戴王室，厥功最高，天下称之”，而“自今以往，其祸益烈”，“其戡定益难，惟我湘士，其宁能自弃焉？！”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使湘人认识到，“吾湘士及今不思自厉，上无以宣圣天子作育之化，中无以答有司宏奖之雅，下无以塞薄海豪杰敬畏想望之心”（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在救时使命感的支配下，湘人将自变同国变，自立同国强的命运紧密相联，进一步激发了变法求强的自主性。不少开明湘绅摇笔鼓舌，为此疾呼：谭嗣同指出，值此“创巨痛深”之际，“岂补苴所能了”，必须“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上册，第167～168页。）；皮锡瑞则写下了“国破山河泪溅花，横流沧海哭牛车”（注：皮锡瑞《师伏堂丛书》第40册《诗草》卷6。）的忧愤诗句，而且“急言变法之不可缓”（注：皮名振《皮鹿门年谱》第37页。）。王先谦亦指出：“今日之局，前代所无，当雄邦环伺之秋，为经久自立之策，熟筹通变，时势使然。”（注：王先谦《虚受堂书札》卷1。）甚至后来攻击维新派最力的叶德辉也认为，“今日之时局，法诚弊矣”（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盖忧时之君子未有不知法之宜变者”（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0页。）；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古今无百年不变之学”，“今日视西艺若仇者，一孔之儒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3页。）； 他甚至抱怨“凡泰西之善政，一入中国则无不百病丛生”（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第22页。）。不难看出，甲午战争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使湘人产生了广泛的求变自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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