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起而求变的精神动因除了民族危机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就是倡讲西学的湘籍洋务派官员的榜样作用。这些前辈精英人物的经历和事业，此时被湘人视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湘人受到莫大的鼓舞与激励。当时长沙的一则告示中这样说道：“吾湘以士气闻天下，通商数十年，西人足迹交遍于中国，惟于楚地，几不敢越半步。……于是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大诟，毅然慨然，以倡此义。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乌在湘人之为守旧也？且如日本前事，虽守旧何害？其守愈笃者，其变亦愈诚。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其以视今日之日本，宁有让焉？宁有让焉！”（注：《湖南时务学堂公启》，麦仲华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卷5上，第22页， 《史料丛刊》正编771号，第407页；《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第492页。）可见，湘人并没有因为曾经极度守旧而自暴自弃，相反从郭嵩焘、曾纪泽等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动力，将湖南自比为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坚定了变法求强的信心与决心。于是，长沙士绅一洗从前的虚骄之气，变法求强之议，靡然向风，成为城市大众思潮的主流，使长沙由文化守旧城市渐变为南中国维新运动的中心。

在长沙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地方官员的倡导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湘抚陈宝箴曾长期在湖南为官，在长沙寓居（注：陈宝箴步入仕途的第一站就是同治六七年间“以知府发湖南候补”，此后他又长期在湖南为官，家眷居于长沙，其子三立就婚长沙，其孙寅恪生于长沙。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6、8页。）， 同忧国愤时、大讲“洋务”的郭嵩焘关系密切，得其影响不弱。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陈宝箴上书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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