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康有为*上倒退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因素，就是他对孔教的崇拜与迷信。康有为历来重视宗教的作用，他把西方国家的强盛和中国的衰弱，都归结为宗教的兴隆与否。他在《列国政要比较表》中，把中外情形详加对照后，十分感慨地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日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因此，他在策动这次公车上书过程中，所高举的正是孔教这面旗帜。在康有为看来“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散涣，将不可以立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国人所同戴而诚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于是乎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梁启超：《康有为传》。)

　　康有为把摆脱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孔教的振兴上，故百日维新伊始，他就把建立孔教会作为变化的“根本”。康有为所宣扬的孔教，实际上是一个以儒家纲常为主体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维新派本身十分软弱，却又十分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深感“无术以救之”，他们找不到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只好乞灵于宗教。企图借孔教的威力来挽救世变，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新旧势力的悬殊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怯懦，使维新派不敢“与众违异，妄招攻击”(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不敢坚持开国会，兴民权，立宪法这一套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要求，而是颤颤兢兢地举起孔圣人的旗号，以恢复被湮没有孔子“微言大义”，发扬失去了的圣人之道来召唤、团结封建士大夫从事变法。就连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也主张“变法图治正所以不忍弃圣人之道，思以卫而存之也”。(谭嗣同：《谭浏阳全集》续集，第37页。)谭嗣同急切地盼望孔教中产生马丁路德。康有为等人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他们受传统思想的毒害甚深，也说明他们在行动上不愿与封建地主阶级决裂，转而采取了易于为他们所接受的方式来实施改革。康有为等人在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活动中的表现，反映了当时先时的中国人在封建正统体中痛苦挣扎，而又不能冲破旧思想躯壳的艰苦历程，他们的所为已为日后变法失败种下了根苗。

　　【资料来源：《求索》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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