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康有为的这种转变和倒退绝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光绪即于6月16日在颐和园仁寿殿破格召见康有为，垂询殷切，洽谈长逾九刻钟之久。通过这次谈话，康有为了解了光绪的变法决心，深受鼓舞。他经过一番认真考虑之后，于6月22日（五月初四）将两个重要奏折递给光绪。(该折递上日期系从光绪二十四年军机档中查出。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记，此折上于五月一日。)其一、是《为推行新政，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革旧图新以救时艰折》，请求光绪尽快于内廷开设制度局”。妙选通才入直，统筹新政事宜。其二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奏折里，康正式向光绪提出了“令衔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衔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举学行最高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都要成立分支机构；关于孔教会的规格，康主张“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于内阁，总署之于理藩院”。关于孔教会的教义，康有为也有一段绝妙的解释：“夫天之生民有身，则立君以群之；有心，则尊师以教之。君以纪纲治大群，师以义理教人心；然政令徒范其外，教化则入其中。故凡天下国之盛衰，必视其教之隆否……”关于君和民的关系，康有为认为：“立君臣，等上下，此非天之所为，乃圣人之所设。中国圣人，实为孔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惧，作六经而大义明，传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皇上得以晏安无为，与二三耆老大臣，垂衣裳而治之，此非法令之所能为，实孔子大教有以深入人心，而皇上坐收其报也。若大教沦亡则垂至纲常废坠，君臣道息，皇上谁与同此国哉？”因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变法之道，在开教会，定教律”，这是“根本”，其余都是次要的。(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二。)
查阅上开两折，不难发现，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所用的语言上，都和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中的那个公呈惊人的相似，有的简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人们不禁会问：康有为在1897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还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梁启超在当时亦主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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