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群情激愤，众口一词，都在责骂“闻败则喜，闻胜则忧”的投降派李鸿章，有的言官甚至直接将攻击矛头指向慈禧，爱国救亡的热情空前高涨。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上书，慷慨激昂，直言不讳。他劝告光绪皇帝改弦更张，全面维新。大胆提出了改变过去“仅寄耳目于数人”的做法，实行“与民共之”的*制度。他恳求皇帝颁布特别诏书，“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略分府县，约十万户而举一人，不论已仕未仕，皆得充选，因用汉制，名曰议郎”。他还要求皇帝开武英殿，让这些选举出来的“议郎”入直其中，以备顾问，并且具有“上驳诏书，下达民词”的权力。凡国家内外兴革大政以及筹饷事宜，均须经过会议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然后再分别交部施行。在康有为设计的这套*方案中，“议郎”不是世袭连任的，而是强调“岁一更换，若民心推服留者领班，著为定例”。(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
康有为当时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代议制度，皇上才能“坐一室而知四海，下合天下之民志，可同忧乐而忘公私”；方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的*局面。康有为的这些意见，是在综合前人成果，又经过自己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来的，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作。因此，他在此后的《上清帝第三书》中，几乎原封不动地将这种主张重新抄呈，并以此为光绪所推重，立命“誊抄数份，时时省览”。(《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
正是由于康有为在第一次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从体制上改变传统封建政体的方案，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才使它成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闪闪发光的篇章。这次上书冲破了清王朝二百多年黑暗统治下一潭死水的局面，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滚滚潮流。
但是，在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车中，却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反的*主张。无论是林旭领衔的福建举人上书，还是麦孟华、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上书，抑或是李桂林领衔的闰三月十六日的上书，都是在极力颂扬孔教，推崇君权，维护三纲五常，把孔教说成是“本乎天地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穷天地恒古今而不变”的圣教，并错误地认为，在外侮频仍情况下，中国所以能存在下去，完全是凭借孔教的滋育，使天下人皆知“君臣父子之伦，孝悌忠信之义”，显然，康有为已由原来鼓吹的“兴民权”，倒退到“尊君权”的立场上。三年前他所设计的*方案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孔教和君权的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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