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自皇帝以至满朝王公大臣咸感束手无策。光绪皇帝“临轩忧叹顿足，(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翁同和等“枢轴诸臣”，也只不过“流涕被面”(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而已。至于以慈禧为靠山的顽固派更是麻木不仁，他们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只图保全自己的禄位与权势，一味崇奉封建伦理纲常，把维新派的改革，斥为异端邪说，横加攻击。他们属于丧心病狂的卖国派，已无足论。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为了推行新法，实施改革，以期振衰起弊、挽救危亡，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方面“上书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4、81页。)据《杰士上书汇录》记载，这一时期，维新派为取得光绪皇帝的支持，频频上书，很短时间内总理衙门分别于二月十九日、三月初三日、三月二十三日先后代递了康有为的五个奏折和他所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泰西史新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四部书，他们希望光绪皇帝“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序》（光绪二十四年手写进呈本）。)发愤维新，“重起天地，再造日月”。(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卷一（光绪二十四年内府进呈）。)

　　与此同时，康有为等人趁万余名举人“云集辇毂”的机会，大力宣传鼓动，为变法大造声势。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康的用意在于“欲令天下人咸发愤国耻，因公车诸士而摩厉之，俾还而激励其乡人，以效日本维新志士之所为，则一举而十八省之人心皆兴起矣”。尤其是经历了第一次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深知士大夫“合群”的力量。认为面对着“瓜分之说，腾于全球”的危迫局面，“若使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取正视乎？”(《戊戌变法》（近代史料丛刊）中华史学会编，第四册。)而要使全国四万万人行动起来，必须从启发爱国的士大夫觉悟入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派非常注重做各省会试举人的发动工作，确信只有如此，方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戊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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