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次上书活动把“救亡”的号角吹得更响。它使广大士大夫都知道国家处于万分危急的状态。正因为“吾国势极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麦孟华、梁启超等八百三十一名广东举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乞饬驻使责问德廷严办以保圣教而安人心公呈》。)而又不知道奋起维新，改变现状，列强们才敢于“横肆欺凌，攘夺*惊，无所不至”。举人们既以德人残毁孔庙，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不约而同”的决心。这对于推进当时维新运动的发展，具有很大作用。

　　对于康有为等人借德人滋扰即墨孔庙事件，激起民愤，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的意图，顽固派看得十分清楚。当此事刚刚发生，给事中张仲□即在4月27日（闰三月初七）的上书中，表露了保守派的忧虑。他指出：“德人无理太甚，众怒难平，……传播至京，士大夫及会试举子，闻之者亦莫不同声愤恨，慨然于国威之不振，匡救之无术，致令异族逼处，辱及先师；其不知大体者甚或互相筹议，商同拥至德使署中，声罪报复。此举若成，必至一倡百和，不分皂白，妄事焚击，贻累国家。且西学盛行，邪说纷起，民权之论，充塞于耳，更难保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祸起萧墙。臣窃愤中国势力俱孱，外侮日甚，忧虑纪纲渐替，外乱将兴，优心如焚，罔知所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七日，张仲□《德人无理，请旨严行责问，以崇治本而杜乱萌折》。)张仲□的折子表达了顽固派的心声。他们所担心的“祸起萧墙”，“纪纲渐替”，“内乱将兴”，指的正是变法维新高潮的到来。御史文悌于5月5日（闰三月十五日）的奏折中亦直言不讳地表白了守旧派的惊慌失措，“闻仍有各省士民，纷纷聚议，传递约单，皆欲陆续呈递，不下数千人之多……中国迩来气机日变，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之说日出而不穷，以算学家言之，是殆乱之起点已见，若朝廷并不自收主权，一任□□□□，诸臣粉饰推延，苟求安静，诚恐有借题行文，假托保教为名，面公然哄斗者，则士崩瓦解，大乱立成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御史文悌《德人作贱孔庙，中国公理当伸折》。)显然，文悌在这里含沙射影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就文悌、张仲□等人的言论来看，可以说是从对立面反映了康有为等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对于启发士大夫觉悟，使之增强民族危亡的迫切感和促进变法高潮的迅速到来，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与第一次公车上书相比较，康有为策动的这次上书活动，亦有其消极的一面。第一次公车上书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之后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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