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闻讯之后，即亟起借机发难。据《梁任公年谱长编》所记：“德人毁坏山东即墨县文庙的事传入京师，一时公车非常愤慨，先生尝联合麦孺博等十一人上书都察院，请严重交涉。”(《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86页，所记上书人数为十一人，误。事实上人数远远超过此数，详见下文。)梁启超等人还专为此事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动各省公车签名上书。据清宫档案查出，首先响应的是以康有为的弟子林旭为首的三百六十九名福建举人。他们在上书中综述了德兵的狂悖行径后，指出：“方今外警日至，吾上下犹有持以无恐者，非度支之充裕也，非备御之精坚也，君臣父子之伦，孝悌忠信之义，维系而不可解。爱国尊君，人人可用，所恃者此。然所以致此者，孔子之教也。教者，国所与立。故彼族利人之人民土地，则思以其教易人之教，教存则国存。波兰、印度之终受制于人者，教失也。故保教以保国。若吾圣教，彼夷犹所畏忌，故求逞志于中国，乃思快心于孔子前，此微词诋毁耳。今将见之行事，乃施其端，致其渐，觇我之人心士气，以审教之可亡与否。……应请饬下总理衙门，责问德使，令其惩办赔偿，应人心益奋，士气益振，大教不坠，中国幸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福建举人林旭、林庆禧等三百六十人《为圣像被毁，圣教可忧，请饬总理衙门责问德人公呈》。)

　　同一天向都察院呈递的还有湖北省举人李家群等一百六十五人、湖南省举人易顺豫等四十三人，以及安徽举人洪□、广西举人万祥□的联名上书，重申了林旭等人上书中的观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二日，湖南、湖北、安徽、广西四省举人联名公呈。)而江苏省举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林旭等上书只隔了一天，5月4日（闰三月十四日）江苏省松江府举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向都察院递交了《即墨文庙一案，关系重大，请旨严诘德人，交犯惩办，以伸公愤》的公呈，内称“倘德人自知理屈，就我范围，则前此积弱之风为之少振，而英俄诸国，亦可少戢觊觎之心。万一豺狼性成，理喻不能，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见，则皇上乃为圣教而兴师……则孰不各勉同仇，枕戈待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四日，松江府举人庄仁泳等三十一人联名公呈。)同日江苏省举人汪曾武、冒广生等二百零四人亦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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