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公车上书，是维新派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演出的第一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康有为在上书中，力劝光绪皇帝毁约开战，“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光绪二十一年文升阁刻本）。)不少论者把它视作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变为实际*运动的标志。但是，人们对于三年之后，即百日维新运动前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则很少予以足够的重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康梁策动的第二次上书，为整个变法运动定下了基调，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人心、振作士气的作用，同样具有反帝爱国、救亡图存的性质。但也暴露了维新派的一些本质弱点。本文拟据清代档案史料，对康有为策动的第二次公车上书予以剖析，试作论述。

（一）

　　1898年春季，正是戊戌科会试之期，各省公车（会试举人），云集京师。当时，中国面临着的瓜分豆剖的危机空前紧迫：自一八九七年底，德国出兵强行占领胶州湾之后，俄国又提出“租借”旅大，紧接着“英国要割长江，法国要割两粤，日本要割福建”。这种情形正象康有为在《外衅危迫，分割□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革旧图新折》中所云：“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华腴之地，四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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