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笼罩、“积习深矣”的形势下，在用“祖宗之法”来压人，用孔子之经来骗人的情况中，确曾起过一种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但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捧出的仍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只是把孔子乔装打扮，“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古”，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出变法的依附，想借孔子的亡灵给他们以帮助。以便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以便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维新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从他们的组织形式来说，虽然有强学会、保国会一类组织，对争取团结一部分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促使光绪皇帝对变法的赞助，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懈的*团体，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以强学会为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的*团体，康有为等改良派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号，要求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开风气”、“广人才”，筹设学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开风气”，主要是利用报刊，进行文字宣传；“广人才”，又主要是联络官僚士大夫。这样，他们所“合”的“群”，也就局限在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中间，而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诚然，改良派也曾对封建专制制度严加抨击，也曾口口声声嚷喊“民权”、“民主”。但是他们所说的“民权”，不是真正的民权。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凡用绅士者，以其于民间情形熟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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