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上下之气而已”(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湖南广东情形》。)。可知他们所伸之“权”,只是“绅权”;所合之“群”,只是绅士;而“以之为起点”的强学会,也就具有官僚士大夫的性质,成为一个脱离群众的组织,很容易被大官僚利用,作为政争的工具。北京强学会后来就被李鸿藻系一度窃据,成为一群戴着各色官衔的人物攘取权力之所。软弱的资产阶级刚刚登上*舞台就暴露了他们对封建势力妥协的根本弱点。
从他们的变法纲领来说,康有为等要求“定立宪开国会”,要求变“农国”为“工国”,要求废除旧的腐朽的东西,建立新的有生气的东西,改革方案比较全面。但他们只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权利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所理想的新政,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例如:改良派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急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他们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要设“新衙门”,又对旧人员留有出路,甚至把办事权拱手让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改良派在变法过程中丝毫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
从他们的活动方式来看,除开学会、办报刊,以争取团结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外,向光绪皇帝不断上书,争取光绪进行*改良。想叫一个封建皇帝“变”为“维新”皇帝,使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提倡的是事物运动的渐变、量变,是“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
照此说来,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期间,坚持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积极主张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们有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戊戌变法是可以称之为一次改良主义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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