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的冲击。启蒙是*变革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先导，又是与*变革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但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每每为满坑满谷的旧势力所敌视，也往往为正义而盲目的民族仇恨与民族■愤所排挤、所淹没。这说明近代国民包括知识分子群并没有能够跳出民族心理上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为了救亡图存，为了民族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彻底地反省、批判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为了确立自己的民族心理认同，又必须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自尊心；一方面要反抗外来侵略，阻遏接踵而来的外力扩张，另一方面又必须向西方学习，迎着时代的浪潮迈进；这的确是深刻的矛盾和冲突。民族情感、民族义愤与启蒙运动的展开，与资本主义近代化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相反，深深扎根于传统小农社会土壤之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大树之上的义愤往往淹没启蒙的声浪；由救亡图存引发的民族主义的高扬与作为启蒙运动的核心内容的民主主义的结伴而行，其间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这严重干扰了启蒙运动的正常航程。西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一巴掌把维新派打下去，也遏止了思想上的启蒙运动，这是势若汪洋的传统势力对方兴未艾的启蒙的反动；而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满怀怒火，罪及一切西事西物，则几乎扼杀了启蒙的生机，这是正义而盲目的民族义愤对启蒙的排拒。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突出的*使命是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即使如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这样充满战斗*的*启蒙读物，在其高于一切的反满反帝的*口号下，也掩盖了对文化启蒙的热忱与追求；同盟会宣言及其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文字，无不反映了对文化启蒙的淡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军阀们拾起孔学的反击，固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考验，但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它还来不及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对前此新文化运动中的破旧仍有兴趣外，解放个性、追求理性的启蒙要求已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而以后的“突出*”对思想文化的启蒙就更为虐待了。*需要智慧，有时又纵容愚昧！

　　（二）所有站在思想前哨的猛士，从“戊戌”到“辛亥”到“五四”及以后的岁月，只有极少数的个别人能坚持韧性斗争、始终不懈；大多数人都由激昂而冷漠而回归，回归虽不无矫枉之处，但大多是何必当初的忏悔。他们激昂得快，在*的冲击下，在外界的迷惘和诱惑中，他们的落差也很大。这除了说明儒学传统无孔不入的侵蚀力外，还说明了启蒙者本身摆脱不了传统的束胸绑腿的羁绊。过去我们对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和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已经谈了很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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