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何止他们！这里我想举一个不太典型而意味深长的事例来说一说。1917年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而名噪一时的胡适，也算是站在新文化运动前列的人，“五四”运动后不久，在学术上便拉起“整理国故”的旗号，继而又创办倡导整理国故的《读书杂志》和《国学季刊》，不仅自己埋首于故纸堆中，去发见文字的“古义”，而且引导青年置身于国事之外、躲进“国故”的蜗庐里。六年之后（1923年），他应人之请，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约有工具、思想、文学三类书二百部。二十多年前作过《西学书目表》，说了“古之人惟恐变夷，今之人惟恐不变夷”的梁启超，嫌其不全，跟着也开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比之胡适的书目有增无减。一个说是“最低限度”，一个说是“入门书”，可谁要想读完读懂这些书，只能做“髫年识字，皓首穷经”的老儒生。单以他们两人都开了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精装四厚卷）的字数来说，就足以压倒梁启超那个《西学书目表》的三百多种书。继胡、梁之后还有别的人提出的国学书目，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开列国学书目的旋风。风自何来？请看朱启钤当年写的一段文字：
“欧战告终，美故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主义，和平之声，充塞寰宇，欧陆士流，追恫战祸创夷之巨，亦颇歆羡东土礼让之风。法故总揆班乐士（Paul Painlene ）者，素尚儒术，尤以沟通中西文化为已任。”这就是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的西方科学破产、等待宁静的中国文化去医治创伤，去拯救、超拔大海对岸那边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好几万万人。这几乎成为中国人士一时乐道的国际要闻，大开国学书目的活动即由此而来。从梁启超的西学、国学先后两个书目不难找出其心态变化的轨迹。
由于上述的*冲击和人物落差很大，无论“戊戌”后或“五四”后，都出现了启蒙的间歇状态。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的研讨中，许多年轻学人提出了文化断层或断裂说，而以“五四”后作为显著的史例。所谓文化断层或断裂，就是新陈代谢中内因在和外来的干扰所产生的历史“返祖”或新陈错位的现象。
“戊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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