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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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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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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这种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这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点。
其一、表现为求富、求利观念的认知基础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对重义轻利、义利分离的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理论批判。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求富和求利观念，或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观察，或出自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体验，或产生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维新时期的求富和求利观念中则引入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以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和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最为突出。
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一方面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争取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和合理营利是合情合理之事，不可抹煞。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功利何足病？”因此，这种以追求私人利益的“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另一方面从社会文明进步出发，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兼顾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所谓“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因为“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5、1349、892～893页。）。还依据经济学的原理，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基本动力，“夫民之所以兮兮勤动者，为利进耳，使靡所利，谁则为之？”并强调“义”的建立是以“利”的实现为基础的，有了利的“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夫求财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与夫相生相养之事，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注：严复译：《富原》，部丁篇九按语，第550页；部乙篇三按语，第288页。）。
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首先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既生而有求乐求利之性质”，其过分膨胀虽有害社会，但不可“因噎废食”加以泯灭，也是不能泯灭的，正确的办法是“如何因而利导之，发明乐利之真相，使人毋狃于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致大害”，要去谋求大乐大利。由此产生以实现个人快乐和利益为善的道德准则，“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故道德云者，专以产出乐利预防苦害为目的”（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0页。）；并指出利己主义的推进社会进步作用说：“利己”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国家和人民争取“进步繁荣”的主观动力所在，因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彼芸芸万类，平等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胜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 << 上一页 [21] [22] [2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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