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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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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39: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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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五，第48页。）其次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乐利虽有公私之分，但有互相统一、彼此依赖的内在联系，不可将其隔裂对立起来。他说：“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但是，一方面，人群由“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另一方面，个人在“求自乐”、“求自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感情的爱他心”和“智略的爱他心”，而且随着教育发展和竞争加剧，此二种爱他心必将进一步增强，从而“足以链结公利私利两者而不至相离”，产生“以同国同类之苦乐为苦乐，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众生之苦乐为苦乐”，“以公益与私益并重”的乐利观念。（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1、32、38～39页。）
其二、表现为求富、求利原则开始从观念层次发展到制度层次，在国家政策上承认其合理合法性。工商立国政策和官为商用原则的提出，就意味着政府已认识到求富、求利的必要性，也反映了它的行为取向。从上文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员，提出以工商为立国之本的动机就是为了求富、求利。他们都认为，兴办工商实业既能够带来比传统农业广泛得多的经济利益而“广开利源”，又能够增强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而“挽回利权”；而且兴商求富是达到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寓强于富之中；提出官商分离和官为商用政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求富、求利；把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招商承办，是试图以此扭亏为盈；保护商办企业是为了使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增加其盈利的机会；实行奖励政策则旨在促进商人投资办厂，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工商立国和官为商用政策的提出，也就承认了求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利”与“义”的统一性，并使求利行为部分地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不仅激励了商人的求利行为，而且赋予其救国救民的神圣光环。
总的来说，戊戌维新时期的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仍是初步的和有限的。在思想观念上虽然已比较成熟，但大多限于维新人士、改良主义者和部分开明官员，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共识。特别是政策和制度层次上的建设，大多因变法的很快失败，或未及落实，或告中止，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尚属有限。但是它对接踵而至的新政时期，乃至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清末民初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无论是思想观念方面还是政策制度方面， << 上一页 [21] [22] [2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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