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注:黄兴:《致袁世凯书》,《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
为了利用袁世凯,实现联袁倒清的计划,汪精卫还征求过南方革命党人意见,当时汪精卫曾“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注:李书城:《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回忆辛亥革命》,第147页。)可见汪争取袁世凯反正的计划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支持和赞成。
汪精卫既然决定利用袁世凯,并影响袁世凯倾向共和,便频繁活动。他与袁克定、杨度等人积极为袁世凯谋取民国大总统。这不仅使他暗中成为袁世凯的策士,而且还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展方向,使这场革命越来越朝着和平的方向发展。
袁世凯最初倾向于君主立宪。袁世凯在接见参预和议的各省代表时,表示要维持君宪,态度明确,好象他要坚定不移地效忠清室,致使懵懵者认为其言可信,无法喻其弦外之音。其实,袁此时还徘徊于君主与共和之间,正视何者发展对己有利才做最后的抉择。后来袁世凯舍去君主立宪而言民主共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汪精卫、魏宸组的影响。汪自被释放后,即逗留在京,并往来京、津之间,与北方党人联系,且与杨度、汪大燮等于袁内阁成立之前,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袁派其子克定与汪结交,并经常约汪长谈,意在联络民党,消除敌意,并进而运用之,而汪精卫亦邀魏宸组同往,乘机灌输以共和学说,亦颇具说服力。袁世凯此时表面上仍不肯放弃君主立宪之说,而内心已逐渐倾向于民主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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