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张国淦曾有生动的追忆：“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继于外间盛传共和时，偶尔谈及尚无表示，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口不能赞同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近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推让，后亦半推半就矣（以上系汪、魏当日告我者）。”（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
可见，汪、魏等人对袁世凯的争取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汪精卫对袁世凯的思想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汪精卫想利用袁世凯来实现其倒清计划，但最后反为袁所利用，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局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而且说明了袁世凯权谋的高超性。
二、力图控制京津等地革命活动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汪精卫犯了不少破坏京、津、保地区武装起义及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袁世凯瓦解和消灭北方京、津、保等地的革命力量而奔走效劳。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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