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胡鄂公所记，这次北京起义最初的计划是由袁世凯和汪精卫策划，由袁暗中运筹和指挥并资助革命党发动费5200元，另由津、京革命同盟会出2800元。具体计划是“约以九日晚十时由吾党鸣炮为号。炮响，吾党同志即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诸处。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并命其长公子克定率兵三千攻东华门以应之。”（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79页，文海出版社印行。）11月29日，陈涛、邝摩汉、王振汉、易宣等由武昌、沈阳先后到津。邝摩汉、王振汉很快转赴北京。“是晚，北京同志践兆铭与袁世凯之约，发难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各任一路以进攻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而宣武门发难同志之至西华门者则又分三路前进。十时，炮响，而世凯子克定与禁卫军第四标均不应。会军警探谍分途至，捕去同志李汉杰等十余人。高新华、陈雄以此愤而*，汉杰亦以不屈死。十月初十日，天未曙，白毓昆过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扣予扉而乎曰：世凯、兆铭果相济为奸，以杀我北京革命同志矣。”（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1-82页，文海出版社印行。）从这次起义的简单策划和过程来看，这不仅是汪精卫的错误，而且说明了北方革命同志做事的鲁莽和可笑，依靠这些人在北方进行革命，其胜败之数当可预知。 

当时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统一，相互联络不多，吴若龙因有愤于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会时汪精卫垄断自专，乃主张成立共和会总部于天津，举胡鄂公为会长，并以此相号召，“到会者咸同意其说”（注：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第84页，文海出版社印行。）。虽然最后没有成立共和会以别于同盟会，但已说明了北方革命问题的严重性。组织焕散，人心不定，各自为政，是普通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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