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清季上海报刊的革命宣传有一个总特点，即在“苏报案”前后，舆论中的“排满”气氛很浓。但到1909年前后，虽然反清革命仍是主调，但舆论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已较浅淡，言论的特色是突出*批判，侧重揭示清廷出卖路矿等主权，揭露君主专制黑暗和官府腐败，揭示清廷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推行“预备立宪”的骗局，通过这一系列的*批判，宣传“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的共和革命思想。一时，对“独夫民贼”和“卖国贼”的批判增多，先前那种“丑类”、“逆胡”、“北敌”的字样减少。强调“可以联合满蒙青藏而为平等之立宪”（注：恨海（田桐）：《满洲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1号。），“使地权与人权平均”（注：见《竞业旬报》1908年第8期。）。对“满汉人民及官吏中之明达者大都深表同情”“*革命”（注：《革命党解》，《克复学报》第2期。）充满自信。这种情况在《神州日报》及“竖三民”等报中得到较多的反映。“此种着眼于*批判而不涉种族仇恨的笔法，系同盟会晚期上海革命报刊的特色”（注：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405页。）。于是，共和革命潮流的影响日益增长。有人赞叹说，“至庚戌、辛亥时，即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尤上海报纸党见离合之一大段落矣”（注：姚公鹤：《上海闲话》，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7页。）。事实正是如此。到1910、1911年间，立宪派的请愿国会运动屡遭挫折和最终失败，连立宪派的重要言论机关——上海《国风报》也渐渐地沉不住气了。一再出现惊呼“土崩之势”和呼吁推翻政府的文字。如它说：“二十二省，乱机遍伏”、“变乱四起”、“土崩之祸，即目前”（注：明水：《新疆危言》，《国风报》1911年第6期。）；“吾今请以一言正告国人曰：吾党诚绝对的反对政府”（注：明水：《列强对于我国新外债的态度》，《国风报》1910年第30期。）。又指出，中国前途之“根本”在“改良*”，而要“改良*”，“则必当推翻此穷凶极恶之政府”，“为根本之根本”（注：长舆：《论莱阳民变事》，《国风报》1910年第18期。）。甚至连梁启超在《国风报》上也指出，“向政府请愿国会，诚无异与虎谋皮”（注：沧江：《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1910年第18期。），并说：“我国民未尝有一事弱于人也。而今乃至无一事不弱于人，则徒以现今之恶劣政府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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