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认为，中国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数者皆吾祖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乎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该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因此，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早谋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国魂篇》中明确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6）］ 

《国民日日报》在《中国魂》这篇社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欧美各国所具有的那种“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国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对中国魂不应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应予珍惜和发扬。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国民日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洲贵族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纲只有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动力。其故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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