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的时候，1895年4—5月间，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便以惊人的*敏感发动了旨在罢约救国的“公车上书”行动，首先拉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爱国运动的帷幕，为其后的“五·四”乃至“一二·九”等学生爱国运动开了先河。紧接着，中国便兴起了以戊戌变法为高潮的维新运动，企图把中国推上日本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虽然由于西太后的血腥镇压，变法运动惨败了，但是谭嗣同等“戊戍六君子”的鲜血没有白流，它和两年后的自立军烈士的鲜血一起，迅速地唤醒中华民族，使她以新的觉悟和姿态走上自救斗争的道路。

　　甲午战后出现的瓜分狂潮，同样刺激起农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爆发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他们以血肉之躯表明了中华民族誓不可辱的英勇气概，既使侵略者认识到这个民族“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瓦德西拳乱日记》，《义和团》（三）第86页。)，从而打碎它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保全了中华金瓯；也使中国人自己“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的思想”(赫德：《中国实测论》，《饮冰室文集》（六）第44页。)，激发起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正因为这样，中国*党人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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