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夕，民族危机日重，孙中山从“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的*愿望出发，上书李鸿章，希望他放弃“徒唯坚船利炮之是务”，“舍本而图末”的洋务活动，采纳自己提出的“欧洲富强之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政策，“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5页。中华书局，1982年。)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中山上书是一个比较温和、但却又充满时代气息、希望中国走向更高层次近代化的纲领，表明了孙中山对近代化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成熟，已不只局限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是从*、社会等方面统筹兼顾，学习西方图强治国的根本方法。上书的失败，也使孙中山逐步意识到，用上书请愿的办法来改革清朝政府的腐朽*，推进中国*近代化，此路行不通，只有另辟蹊径，“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而变更之者”。(《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52页。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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