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活动，国内爆发了史坚如领导的“惠州起义”和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运动”。刚满二十岁的吴禄贞在日本毅然辍学，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运动”。在此，有两个问题需要阐述：第一，吴禄贞是以“兴中会”还是以“保皇会”身份参加的；第二，“自立军运动”本身性质如何，是典型的“勤王立宪”运动，还是“兴中会”和“保皇会”共同发动的具有革命和改良二重性质的运动；抑或是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倘若吴禄贞的确是“血气方刚”，怀着“爱国忠君”的热忱，参加了“自立会”追随着立宪派唐才常的勤王军，(《论滦州兵谏与士官三杰》，《历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就无可争议，是与康、梁同出一辙的保皇派了。但是，由此衍生的疑窦之一是，吴禄贞既是忠君保皇，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脱离“兴中会”而加入“保皇会”；二是他在“自立军”中的*态度为什么同立宪派迥然相异。
吴禄贞在东京留学期间，受到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898年“在横滨谒孙先生文，听其革命理论，故其革命思想受孙中山先生启导之处极多。”(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是年，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早期革命团体——兴中会。不久，康、梁因戊戌政变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逋逃日本。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并成立“保皇会”，同孙中山的“兴中会”争夺力量，“其反对革命和反对共和，比较清廷还要厉害。”(《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在留学生和兴中会中，他们的保皇立宪宣传，引起了不小的波动。但是吴禄贞却“坚信国父，不为所动”，成为兴中会的中坚力量(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直到1900年，孙中山决定在珠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鄂人留日学生有革命思想者，……吴禄贞……等亦欲乘机起事，谒国父请示方略，孙中山由于经费无出，颇为焦虑”。恰值此时，兴中会会员毕永年了解到唐才常已得康有为二万元款以筹划勤王运动，便反复向唐做工作，“才常大为感动，决脱保皇党而同吾辈革命。”(《太阳》1912年2月号，第159—160页。)于是，兴中会员吴禄贞、傅慈祥等，便请示了孙中山回国参加自立军运动。在此期间，吴禄贞的活动始终是在孙中山及其兴中会领导下进行的，同康、梁及其保皇会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至于自立军运动的性质，本身就是题意颇为广深值得专门探究的问题，这里只能稍试论述。自立军运动是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它从筹划到汉口暴动，“其原因复杂，不外两派势力，其一为康有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主其事者为唐才常，……其一为总理，纯以推翻清室，建立民国为目的，……其最著者为傅慈祥、吴禄贞。其武力则专靠哥老会。”(《欧洲同盟会纪实》朱和中遗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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