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中国资产阶级的*特质，使之不可能同劳动群众结成真正的同盟，诚如所言，“下等社会，幼稚无知，只会盲目从事，不能从事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序言。)，因而，他们的武装工作基本上着眼于新军。当时，吴禄贞为北洋军第六镇统制，而北洋军从军官到士兵，以致于在清朝的地位，都不同于各地新军：

　　其一，北洋六镇的军官，大都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亲信，“对非北洋保送的学生，袁一般不予重用”(李宗一《袁世凯传》114页。)，由此形成以袁氏为中心的军阀*集团，他们是反革命基干。袁世凯的爪牙不仅控制了北洋军，在“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为之羽翼”(李宗一《袁世凯传》150页。)。各省新军军官，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留学生，或者为同盟会员，或者同情革命。各省独立，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其二，北洋军实力雄厚。清末编练新军缘起于北洋军，1905年，北洋六镇全部编成，“而北洋陆军之声誉，逐布满全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三，323页。)。这时，各地才始练新军。北洋军装备依靠外国进口，较各省占有绝对优势。由于种种原因，直至清廷灭亡，都没有完成全国三十六镇的编练计划。全国成镇的仅十六镇，包括不成镇的总计十七万余人，而北洋六镇加上北洋学堂竟达七万人(《清史稿》兵志三，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4页。)。此外，江北第十三混成协，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奉天二十镇，或由北洋军派生，或被袁氏控制(李宗一《袁世凯传》116页。)，同北洋系统保持着一定的关系。

　　其三，北洋军乃清廷国军，驻防直隶，拱卫京畿，清廷和袁世凯控制严密，其“兵丁多不识字”，便于袁世凯进行奴化教育，而革命意识的输入则比较困难。1911年春，革命党人赵声“闻保定陆军，是岁举行秋操，以为机不可失，急投某镇为队官。不料那时北洋军人思想之锢塞，正和官僚一般无二，所以大失所望”(《革命先烈传记》。国民党中宣部编，民国三十年九月。)。而各省新军，“……少年学子咸籍入伍，以为出身之地，……以故革命思想，易于输入。”(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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