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发展水平，归根到底受着社会经济的制约。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首先在南方生长和发展。甲午战争后，南方的民族资本企业获致初步的发展，而北方还处于襁褓时期。1859年，全国纱锭174，564，上海占76．7％；武汉占23．3％；1909年，全国纱锭增加为497，448，上海占29.8％；武汉占19.3％；无锡占3．4％；南通占8．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655页。)。情况略有变化，但四大城市依然是全国纱厂企业的主干。民族资本经营的纺织和食品工业，从1872年陈启源继昌隆缫丝厂诞生起，到1894年宁波严信厚通久源纱厂，共设厂30家，基本上都分布在五口地区，(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转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404—405页。)北方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不完整的经济统计数字，远非社会经济的全貌，但管窥蠡测，也可大体看出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产生的则是南北社会*、思想、风气相应的差异。具有近代意义的“开发民智”的报刊，对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新思想的启蒙，起着直接的作用。自1902年上海《苏报》始到1909年几年间，《国民日报》、《女苏报》、《华新报》、《白话报》、《俄事新闻》、《警钟日报》、《神州日报》等遍及南方大中小城市及乡村。宣传革命更为激进的《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报刊，虽在国外出版，影响所及也是不可低估的。可是，北方的《国光新闻》、《国风报》等少数报刊，只是从1909年到1911年才由归国留学生创办起来，并时常遭致统治者的梗阻，同“言论激昂，抨击无所忌讳”(喻的□《樗园漫识》341页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收效甚宏”(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转引刘望龄《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报纸》。)的南方报刊，是无法比拟的。社会经济、*、思想、风气诸方面的差异，决定和影响着阶级斗争发展的不平衡性。从1899年到1913年间，全国有统计数字的手工业工人罢工为31次，大都发生在江、浙、宁地区(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统计资料》第二卷，615—616页。)；辛亥革命前，属于革命党人领导的十数次武装起义，都发生在南方地区，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除局部地区的收回权利运动外，基本上没有摆脱一般的农民斗争形式。历史运动既然是群众的事业，就必然同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斗争水平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二十卷，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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