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禄贞1910年才入北洋军为第六镇统制，在清廷和袁氏集团的控制下，“欲易将弁，咸末得竟施，”(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没有在军中形成进步的领导力量，“甚至不能控制协统以下各级军官。”(李宗一《袁世凯传》158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册，146页，湖北通志馆编。)武昌起义后，清廷加强了对军队的防范，第六镇的一部分军队被调往汉口前线，较归心吴禄贞的李真，也被荫昌“俾不得在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29页。参见《辛亥武昌首义记》下，第146页，湖北通志馆编。)。同时，清廷又派禁卫军一团，监视吴禄贞的军事行动；而第六镇仅有一协兵力，又掌握在军部直接委派的反动军官吴鸿昌手中(《武昌开国实录》上，96—97页。)。在此情况下，吴禄贞做为北方革命党的领导人，处于北洋军系统这一复杂而又恶劣的环境中，他的举措既关系着北方革命形势的根本转变，又受到各种反动力量的掣肘。当时在汉口，革命与反革命鏖战方酣，孤注一掷，往往成为总形势的根本转捩：或者予反革命以致命一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胜利的曙色照射在披靡所向的战旗上；或者革命主力受挫，反革命力量复振，革命形势即转低潮。在辛亥革命的史册中，被烈士鲜血所浸染着的这种先例并不鲜见，革命党人岂只一而再，再而三猝然发难，期以侥幸成功。生命所赢得的只是教训：“无共同之计划，……无切实之组织”(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第90页。)，或“不相联络，各自号召……”(《宋渔夫日记》，丛刊资料《辛亥革命》二，210页。)。这一教训，理所当然地为革命党人所接受。因此，吴禄贞很早就认为要“埋头苦干，不可浮躁”，“决不为局部的变动，影响大计。”(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9页。)虽然如此，吴禄贞却未曾放弃武装推翻清政府的根本宗旨。还在武昌起义之前，清廷调集新军举行永平秋操，吴禄贞认为机不可失，遂与“诸革命同志秘密决议，乘此秋操，新军实弹射击，先将禁卫军扫清，再整军入京，”(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丛刊资料《辛亥革命》六，339页，冯玉祥《我的生活》上110页。)可惜走漏了风声，才不得不偃旗息鼓。未遂起义发生在武昌起义以前，这同立宪派的活动，无异于天壤之别。

　　北洋六镇，是清廷暨袁氏集团的血本，也是其统治和镇压人民的王牌。武昌起义后，清廷调第二、四镇及第六镇一协南下，其余大部分北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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