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页。)它是由兴中会和保皇会试图合作并达到顶点的二重性质的运动。兴中会和保皇会两个*派别的介入；武装斗争手段和*改良纲领的结合；唐才常“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的两面派态度，以及其纲领宣言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76页。 )的矛盾，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二重性。毫无疑问，吴禄贞等兴中会员的活动，是使之带有二重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否则它将是纯然的立宪勤王运动。历史事件的性质对于事件参加者的*属性，固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却不是唯一的标帜。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能把介入戊戌维新运动的光绪帝及其帝党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呢？又有什么理由能把被辛亥革命浪潮所卷入的黎元洪、张□、汤化龙等人视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呢？即令自立军运动是立宪勤王性质，对于运动的参与者也应做具体的分析。
自立军运动的二重性是十九世纪末社会力量处于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反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1900年以前，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还限于海外，对国内影响不甚显著。以拯救民族，振兴中华，推翻清朝统治为已任的孙中山，尽了最大的努力寻找同盟军，曾多次向康、梁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兴中会员陈少白在上海访见康、梁，“痛言清*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虽然康有为城府很深，但陈少白慷慨激昂的谈吐，对梁启超则影响较大。1897年，日本华侨邝汝磐、冯镜如计划组织为华人读书的学校，孙中山“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8页。)当然，革命派和改良派此时还谈不上什么合作关系，却显露了这种可能合作的迹象，起码可以表明革命派与改良派还没有明确的*分野。
人们自然不曾想到，在1901年以后，唇枪舌剑杀得难解难分的革命派和改良派，此前还有过一度的联缘。如果说在挽救民族危亡，促使中国民富国强这一点上，革命派与改良派有合作的可能性的话，那末，戊戌政变的鲜血淋淋的教训，使改良派内部发生分化，也就加大了这种可能性。康有为的固执冥顽，毕竟于沦落异邦茕茕孤寡的现实无可奈何，这就使得改良派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前途。彷徨、动摇、抉择，是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明显特点。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努力下，连“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也“渐赞成革命，……因有联合组党之举”(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8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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