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论述湖北革命党人主观努力作用的同时，比较强调张之洞在湖北推行“洋务新政”，客观上为资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例如促使无产者和资产者这两个新兴的阶级登上舞台，其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相呼应，造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的阶级基础；张之洞创设湖北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形成了一个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新知识分子队伍，其中不少人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他组建湖北新军，虽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干预湖北事务，又对革命党的活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而为革命党渗入新军造成了可乘之机，使新军成为革命运动的良好温床和党人潜滋暗长的适宜场所。此外，辛亥前夕的湖北，不仅是党人惨淡经营的基地，也是清廷统治特别脆弱的一环，此为武昌起义得以迅速胜利的另一因素(冯天瑜《湖北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原因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

　　还有人认为，张之洞在湖北办学和练新军，其主旨是反动的，但两者都转化为与其原旨相反的革命工具。对这种转化，张之洞的努力具有量变意义，最终经革命党人的催化，就导向了武昌起义的胜利(陶宏开《试论清末湖北近代教育——从教育角度看武昌首义的社会背景》，《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青年论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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