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不同意上述意见。作者对起义前湖北武汉的经济状况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社会经济关系是武昌首义的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则是不容忽视客观条件之一。武昌首义并不是张之洞洋务、新政事业成就的结果，而恰恰是对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政策下洋务、新政实施和严密思想牢笼彻底破产的恶报。对于辛亥首义在武昌发生，是由于清朝在湖北的统治比其他各省薄弱的说法，作者也持异议。认为从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分析，清朝在湖北的统治力量实际上较诸他省更为强大。首义前夕，清廷在湖北的统治力量有一个由强变弱的过程，但张之洞的被调离及后任诸人的措置乖方等，都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根据，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心向背的多年发展与广大人民群众和新军士兵的迅速革命化(陈辉《论武昌首义的根本历史动因》，《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以下不注明版别）。)。
还有人从某些侧面比较深入地剖析了湖北武汉成为“首义之区”的原因。例如，有的侧重从湖北新军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湖北新军文化程度较高，武昌首义即是由这些穿上军装的近代知识分子为骨干发动起来的。此外，湖北新军规模大，驻防集中，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武昌首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并成功地抗击南下清军达两个月之久，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沈继成《从湖北新军的特点看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
有人则对湖北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武汉的革命知识分子还同军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是武汉能成为辛亥革命首义地区的重要因素(金冲及、胡绳武 《武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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